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塑造的美苏两级对峙格局瓦解,世界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后冷战时代。新世纪以来,由“9.11事件”引发,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两场至今仍难以收场的战争,美国遂行霸权的执行能力大大下降。2008年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大规模的金融风暴,美国软硬实力遭受进一步打击,霸权地位进一步下降,世界政治开始摆脱后冷战格局,加速向更加均衡的多极世界前进。
国际格局的显着变动及国际政治新趋势的酝酿与发展,正在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大国的国际政治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既是国际格局的有力塑造者,同时也深受国际格局与潮流变动的种种影响,因而面临着战略性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国际和平的大趋势更加明朗,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进一步延长。美国一超地位下降,多强力量重新排序;大国关系调整,协调与合作成为主流;全球化的西方化因素减弱,世界政治的多元化态势加强;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国际政治的核心议程正在转变。这一系列变化因素的表明,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的均衡性和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在下降,只要中国的战略抉择得当,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望进一步延长。
不过,中国战略抉择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并没有降低。冷战时期的两级对峙格局使世界各国进行战略抉择的外部条件相对简化;后冷战时代一超多强的显着格局,则使得对外战略抉择的重点相对突出。然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相对走向均衡,不同的国家随着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升降,国际政治心理、角色定位、利益诉求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大国互动的均衡性在增加,但复杂性同样增加,许多国家间双边的矛盾与摩擦较少,但多边问题上的立场可能差异,有的国家间多边问题一致性较多,但在双边问题上又摩擦不断。国际社会中既有传统的同盟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功能性伙伴关系,也有朋友、敌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等多种识别身份,大国关系的平衡变得更加微妙复杂。
其次,中国国际地位显着上升,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拓展。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美国作为西方头号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为低于金融风暴并引领世界经济回暖的关键。无论在G20峰会还是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都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随着G20机制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8+5的后冷战对话机制将成为历史,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首次以平等身份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坐在了世界治理的决策桌旁。
不过,对于中国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实力的判断仍必需保持清醒的认识。就中国的经济实力而言,尽管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且有可能在近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仍排在世界第105名。2009年9月,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由世界第一降至第二,中国上升一位,但仍排第29位。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国际社会对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望值迅速膨胀放大,中国不仅面临着由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外围走向核心圈的角色转变,更面临着超负荷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与风险。去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美、欧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同等责任,已反映这一发展趋势。后危机时代,如何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并使其均衡发展,对于崛起进程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最后,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战略策略的灵活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对中国及世界他国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纪性课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与探索过程。中国不仅要在战略层次上表现出适应并塑造二十一世纪国际进程的大国风范,还要在策略执行上体现更高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缔造中国式的“巧实力”外交。概而言之,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战略性机遇总体大于挑战,但在策略方面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世界需要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中国的崛起,中国同样需要学习和探讨以怎样的方式伸张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要求,才能更容易为外部世界所接受。
《参考》
http://m.zgzsclpt.com/content/259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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